写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一个从古至今为所有写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一般的伦理规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在一个写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是在他的写作之中，他总是受到这些规范的制约。他在这些规范之中，但也反思这些规范。但我想，作为两种职业的写作者———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的“伦理”中应该包括一些与其职业有关的内容，我指的并不是不要抄袭之类，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一般道德伦理的延伸，这些内容作为“常识”早已存在，无需展开讨论；而是指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简单地说就是必须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写作说三道四，同时也应该勇敢地对公众说出在对他人本文所思考的东西。前者我以为是一种“写作的伦理”，而后者则是一种“阅读的伦理”。我以为，这两种伦理是互相依存的。正是由于这两种伦理的存在，文化才可能延续下去，我们得之不易的那些自由才可能继续存在。
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有必要了解，一旦你发表一部作品、一篇文章或一个观点，它们已经在社会之中成为公众的阅读对象。它已经投入了公共空间，它也就不再是作者家中的财宝，任何人都有权对之发表意见，这些意见当然包括肯定或否定的意见；有赞美，也就有批评和攻击；有你认定的真知灼见，也就有你认为荒谬的或不可思议的意见。天下之大，不可能人人喜欢你，即使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专制时代，人们不敢说出不满，却也难免“冷嘲”和“暗讽”，更何况如今的文化是如此多样化，网络时代的互动使得“文化民主”空前发达，想让别人闭口如何能够办得到。实际上，你以为别人批评得不对，你就反批评，让公众看到你的看法就是了。任何一种作品或意见，都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批评的功能在于让公众了解不同的意见。容忍批评，甚至容忍极端的批评，是保护人类精神发展的必须。不容忍有可能是错误的批评，我们就得不到正确的批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伦理”。它要求文学写作就是文学写作，不要试图利用其他手段禁止别人批评，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法律手段，因为它们于文学没有关系。写作者应该明白自己是依靠笔或者电脑和人交流的，他永远不可能依靠“权威机构”或者“法庭”的权威获得别人的尊重。他应该明白在文学上的互相批评正是一种互相尊重，“写作的伦理”正是要容忍他人讲出自己的意见，只有这种容忍，才可能使自己的写作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害怕批评也就封住了自己写作发展的可能。凡是用各种手段打击批评的人，自己的写作一定平庸，因为他没有信心和能力，也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和思想的价值。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另一方面，我们要建立一种“阅读的伦理”，这种伦理要求从事阅读并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敢于坚持讲出自己的看法。在我们面对一个本文的时候必须通过认真的阅读，得出自己的个人看法。这些看法当然不可能完全把握住本文，但它毕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见解，读者只有了解了种种不同的“个人见解”，他对于一个本文才可能形成公正的判断。文学所需要的正是种种不同的看法。但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会付出代价。你可能因此得罪了名人和他的朋友，可能会遭到围攻和辱骂，可能会让人猜测你和某人的恩怨，直到惹上官司。种种困扰接踵而来，可能会和你纠缠几年。这些代价的确往往不是我们所愿意或能够承受的。但逃避却会使得我们的文学的运作失掉自己的合法性，也会使我们的文化变得虚伪。正如赛义德所言：“在我看来，最应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离开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求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得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我们的逃避实际上是给不负责任和随波逐流打开了大门。我们可能出现错误，我们当然需要不断反思自己，但我们首先应该承担作为一个阅读者的责任———说出我们的见解，即使这种见解与他人不同。离开了这种责任，我们所丧失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是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由于害怕麻烦而逃避，最终会有更大的麻烦。其实，这里需要的勇气也只是有限的，有时仅仅是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一样说一句“他什么也没穿”而已。但我们无权不这样做，因为从事阅读的目标只是获得更为多样的“知识”，我们的读者需要它们。为这件工作付出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这就是“阅读的伦理”。当然，任何尊重“阅读的伦理”的人，也应该尊重“写作的伦理”，容忍别人批评他的见解。在这种不断地讨论、争议之中，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才会得以深化。
写作和阅读是一种交流，它的职业道德应该包括这种“写作的伦理”和“阅读的伦理”，只有有了它们，交流才可能公平地进行。我们的文学的那种自高自大、自吹自擂的风气才会被遏制。我们所得到的那些表达的可能才会被用得更好。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自己，一切应该从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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